WTO研究与咨询中心

全球化推动的改革开放——WTO多哈回合与中国贸易政策和法律的新挑战

                                        “全球化推动的改革开放——WTO多哈回合与中国贸易政策和法律的新挑战”
                                                      ——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2007年年会综述*
                                                                                 余敏友   廖丽  刘筱萌
                                                                          (2008年1月13日再次修改整理) 
  

      为推进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的深入发展,加强学术交流,2007年11月17日至18日由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法学院和WTO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2007年年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此次年会的主题是“全球化推动的改革开放---WTO多哈回合与中国贸易政策和法律的新挑战”,共有来自国内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政府部门的120余位代表与会,收到会议论文60多篇。
  会议期间,武汉大学副校长黄进教授、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孙琬钟会长、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肖永平教授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武汉大学WTO学院院长余敏友教授主持开幕式。原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谈判第二任首席谈判代表佟志广教授,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会长、厦门大学陈安教授,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郭寿康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王传丽教授,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司长刘光溪以及清华大学于安教授在大会上作了主题发言。
  此次年会重在探讨世界贸易组织法领域热点难点问题以及最新的前沿问题,包括多哈回合与WTO体制基本问题、WTO与中国经济法律新问题、WTO争端解决机制问题、贸易摩擦与贸易救济问题、区域和服务贸易法律问题以及TRIPS、SPS及其他问题。与会代表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从不同角度讨论了WTO多哈回合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与难题。下文结合所提交的论文和会议讨论交流情况,予以扼要归纳总结。
一、大会发言
  孙琬钟会长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近六年来的历程做了比较全面的回顾。他认为中国信守了加入时所作出的广泛承诺,对贸易体制和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开展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法规、政策的清理和修改,建立和完善了法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在依法行政方面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对世贸组织规则的实施起到了保障作用。中国已经平稳地度过了入世以后的过渡期,总体表现良好。但是我国的法律制度同样面临着潜在的、深层次的压力和问题,这就需要专家学者进一步加强对世贸组织规则的研究。
  佟志广副部长做了“更加自觉地乘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利用WTO平台发展我国经济”的主题发言。他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各国融合的结果,资源共享是全球化的最大目标;第一步达到资源互补,第二步主要通过贸易和流通实现资源共享,每个国家都可以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获得发展。作为全球化的集中表现的WTO,涉及四大领域:关税,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它事实上了促进经济全球化向更高水平发展。我国入世的战略目的,就是利用WTO平台加速我们的发展,促进资源互补;请进来――引进外资技术;同时注意经济安全和全球战略。我国入世就要满六年,经济得到了发展,我国利用WTO这一政府间机构促进了经济的开放和发展。事实证明,参加WTO对我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要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走出去”铺平道路。我们改革开放的目的是要推动一套新的经济制度,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我国目前开放的程度已经很高,要注意不能开放过度,要注意经济安全,要警惕外国公司的恶意并购。我们利用WTO的目的是要实现小康社会,要以人为本,要使全国人民都能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我们应当加大利用机遇的自觉性,要更主动地利用WTO。
  陈安教授就WTO的多哈回合和目前所遇到的新课题做了主题发言。陈安教授指出,我们研究WTO法,首先要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其次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再次应当以我为主;最后应当强化主权意识,以法律为手段。陈教授认为,WTO的多边贸易体制就是一个多种实力进行角力、争斗、平衡与合作的过程。目前多哈回合开展了六年多将近七年,现在学界对多哈回合的前途弥漫着悲观情绪,人们在思考:由于区域主义的兴起对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冲击,多边主义是否消亡?在此局面下就如同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控制不了局面,群雄并起。所以目前WTO研究应思考下列主要问题:第一,WTO规则被看作宪法规则目前仍受到质疑;第二,在各种各样的力量重新角力与合作的情况下如何看待WTO多边体制?陈安教授认为多哈回合受阻的主要原因是:第一,WTO协定本身先天不足。这是因为WTO体制内存在过多例外,同时允许地区性的小多边(mini-multilateral)体制存在,这就表现为在地区性多边主义与全球性多边主义的关系中地区多边主义已经侵蚀WTO多边体制;第二,WTO体制后天失调。首先,尽管有了宪政性质的WTO规则,但是中国入世不得不接受“格式合同”、“霸王条款”;其次要落实WTO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再次,国际法碎片化:现在的局面正是对旧制度的否定和对新制度的追求,原来的统一秩序只是强权的统一秩序,与其说是碎片化不如说是多样化;最后,不能只研究WTO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采取的对策应该是:第一,要理解、参加改造WTO规则,防止强权国家的霸权主义;第二,参加地区协定;坚持民族自决;第三,强化主权意识,采用多种法律手段,趋大利,避大害。
  郭寿康教授做了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主题发言,郭寿康教授认为,WTO协定的修订存在程序上和实体上的困难。首先,必须由总理事会或部长级会议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然后必须由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国批准通过,修订条文才能生效。本次修订存在最大争议的就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第五条第一款,这项条文是针对“强制许可”制定的。存在的第一个争议是,有的国家认为强制许可必须是独占的、专属的许可,不允许将获得的知识产权赋予第三方。但是这种独占许可的实施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存在困难,发展中国家缺乏足够的能力保证知识产权的独占性。第二个争议是,有的国家认为得到的强制许可不能用来出口,也就是说通过强制许可得到的知识产权不能用来盈利,这主要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但是发展中国家认为,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国,才真正有能力实施先进技术,才有可能将通过强制许可获得的知识产权产品用于出口。在多边贸易体制中,谈判的结果往往是各种权利义务的平衡,并不一定是在每个问题上都锱铢必较,有时候可能为了获得某些权利而承担另外一些义务,最后追求总体上的平衡,所以美国更有可能在强制许可这个问题上促成各国达成协议。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2005年12月,多哈回合谈判通过了关于公共健康的知识产权强制许可协议的文本。但是,这个文本尽管已经通过,最后要得到三分之二多数成员国的批准,才能正式生效,困难重重。首先,程序上的要求——至少需要101个国家的政府批准——很难实现,迄今为止,也仅有11个国家批准了。第二,该协定如果生效,它的实施会极其复杂,出口国和进口国必须在各个方面做好准备,在产品的商标、形式和数量限制上可能要做大量的准备和协调工作。不过,这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以巴西和瑞士之间的药品许可为例,巴西认为瑞士某种药品的价格过高,提出申请强制许可,瑞士为了避免实施强制许可,将该药品的价格降低了一半,可见这种制度有其存在的意义。
  刘光溪司长做了关于WTO体制下中国行政法制建设的主题发言。他认为,我国入世六年了,但是入世时所承诺的义务并未完全履行,尤其是在行政法制建设方面,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我国市场经济法治化的进程。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很多,例如行政权力过大、对市场的干预过多、行政权力的界限模糊等,这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政治经济问题。首先,我国存在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了个体素质存在差异之外,更重要的根源在于没有形成十分公平的竞争环境,政府直接参与竞争、进行分配,导致了不平等的资源分配。其次,近几年我国的汇率面临着很大的升值压力。这和我国长期以来在劳动力、产品、土地等方面的价格扭曲有关,产品的环保成本、劳动力成本、社会责任成本都偏低,这同时也导致了许多国家对我国的产品提起反倾销的申诉。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滞后是这些问题的根源。行政法制建设的目标是建立公平、透明、权责明确的政府,而在这方面,WTO对我国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我们除了应当培养争端解决方面的人才,还应当认识到问题的根本,积极推动行政管理的法治化。
  王传丽教授就阻挠多哈回合谈判的症结(尤其是其中的农业谈判)做了主题发言。王教授认为,在农业问题的谈判中,主要分歧方是欧盟和美国,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国内支持、市场准入和出口补贴。关于国内支持,欧盟于2001年开始实施SFP计划(Single Farm Project),对农业补贴设立了新的分类——“不与生产挂钩的农业补贴”,并声明这是属于“绿箱”补贴,即被WTO允许实施的补贴。根据王教授的分析,欧盟的这种分类其实是换汤不换药,本质上与“与生产挂钩的补贴”效果相同。这在欧盟和美国之间的糖类出口案的上诉机构报告中得到了应证。在多哈谈判中,欧盟把WTO成员国分为三类,不同种类的国家应对农业补贴进行不同程度的削减。美国也有对此的分类,但是要求欧盟进行的削减远远多于本国,因此双方分歧很大。双方的方案有个共同点,就是欧盟的削减幅度高于美国。这是因为双方的国情不同,美国人均耕地有180公顷,而欧盟人均只有18公顷。从表面上看,多哈回合陷入困境是一种挫折,但对中国而言,可能有利有弊。我国在服 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方面,并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去迎接所有的挑战。
  清华大学于安教授做了关于中国加入《政府采购协议(GPA)》谈判现状的简短发言,于安教授指出,目前中国正在与美国和欧盟进行一年的技术性磋商,目前仍处于技术性磋商阶段。磋商的内容:第一,审查:包括寻找中国法律的漏洞,我国的招标投标法与政府采购法互相矛盾;第二,开展关于市场开放的谈判,提出了国有企业与国家控股企业的问题;第三,GPA本身作出了修改,尽管去年年底完成了文本,但目前法律审核程序仍然没有完成。2007版对2004版文本作出了实质性改变。中国原计划于两年内启动加入谈判,但现在已经过去六年仍未启动,预计将在下月月底开始谈判。
二、多哈回合与WTO体制基本理论问题
  多哈回合谈判是世贸组织主持的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意在削减贸易壁垒,通过更公平的贸易环境来促进全球特别是较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多哈回合谈判议程确定了8个谈判领域,即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贸易、规则谈判、贸易与发展、争端解决、知识产权、贸易与环境问题,最初计划于2005年1月1日前结束。然而,由于涉及各方利益的取舍,谈判一波三折,至今进展十分缓慢。2007年7月2日,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表示,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目前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要么成功地达成协议,要么因分歧无法弥合而陷入长期冻结。因此,认真研究多哈回合与WTO体制基本理论问题,有利于我们充分了解WTO体制,充分认识多哈回合所面临的困境。
  复旦大学朱淑娣教授认为WTO体制的利益体系是由WTO的申请方与WTO成员之间以及WTO成员相互之间(尤其是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之间)通过利益平衡机制博弈形成的、以权利义务平衡为内容的利益平衡性体系,而WTO协议就是该利益平衡体系的法律确定形式与利益平衡博弈的游戏规则。因为WTO协议及其生成、演变与实施过程,无不昭示WTO体制的运行规律是利益生成平衡、平衡演变与维持平衡,因此无论是国际层面的争端解决,还是国内层面的争端解决,都应当追求、维护WTO协议规定的争端各方的利益平衡,只有以利益平衡为价值导向,平衡各方利益的争端裁决才能最终“定分止争”。
  武汉大学黄志雄副教授在“WTO多哈回合谈判与转型中的多边贸易体制:挑战与未来”的发言中指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乌拉圭回合谈判发起以来,多边贸易体制进入一个艰难而影响深远的转型期,贸易谈判向各种“新议题”的转移,民众和各国政府对贸易自由化支持度的下降,发展中国家在该轮谈判后对多边贸易体制不信任情绪的加强,这些因素使该体制的发展日益迷失方向。多哈回合谈判是WTO以发展问题为主轴的、进行自我完善和提升的一次重大努力。尽管迄今为止的谈判进展和成果具有很大局限性,但是它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未来走向具有重要影响。寻求对经济全球化加以有效治理的多边贸易体制,需要更加审慎地平衡多种相互竞争的主体、利益和价值,通过所有成员的善意合作,使有关国家和人民得以在全球化进程中本着公平、互利、共赢的理想“共舞”。反思战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历程,展望未来,多哈回合谈判在注重效率优先的前提下,还应兼顾公平。针对此问题,他建议:1、认真看待贸易自由的边界问题,在处理贸易自由与环境等其他问题时寻求一个不失偏颇的评判标准。2、加强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规范其认证规则。3、积极应对区域主义的影响。4、改革WTO决策机制,维持民主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平衡。
  吉林大学何志鹏副教授在“公平贸易是否可能:WTO多哈谈判的未来”一文中指出,WTO是国家间体制的代表,其主导力量是经济实力。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强大,其利益需求主导着WTO的规范取向。因而在该体制下按照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实现有利于落后国家的公平贸易框架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由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国际机制也不完全体现为实力导向,而有可能具备道义因素。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考虑,而不会被完全漠视。所以公平贸易有可能部分实现,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谈判策略和团结程度。如果具备了明确的目标,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据理力争,找到关键的突破点,倾向于公平的贸易体制是有可能的。
  暨南大学刘文静副教授从“宪政”的具体含义出发,分析了WTO组织目的和组织方式的公法本质,WTO的制度化、宪政化,对外贸行政权的控制与“宪政”含义的扩大化,WTO“宪政化”所面临的挑战:规则的强制力,推断出WTO的组织机构中并不存在任何形式上的“权利/权力代理机构”(类似于国内宪政制度中的代议制政府),在公民个人、成员政府和WTO组织机构三者之间看不到任何形式的权利/权力转移或者让渡的表征。尽管规则制定和其他重大决策方面的直接民主方式使部长会议享有了某种意义上的立法权,争端解决机制使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享有了一定程度的司法权,但就广泛的执行权(甚至包括司法裁决的执行权)而言,仍然完全属于其成员政府。
  郑玲丽博士从英国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言论“世界经济是全球的,但是世界政治却是国家的,简言之,这就是全球治理的两难困境”出发,给大家阐述了国际贸易关系面临的诸多矛盾与冲突,探讨了当代国际贸易关系确立法治实现全球治理的现实路径。郑博士把国际贸易关系法治面临的困境概括为下列四大矛盾与冲突:一是经济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二是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贸易协定的矛盾和冲突;三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四是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矛盾和冲突。针对以上矛盾和冲突,郑博士认为当代国际贸易关系确立法治、实现全球治理的现实途径,应当满足以下要求:一是规则统一;二是自由贸易与适度贸易保护有机耦合;三是权力制衡;四是程序正义,公开透明;五是充分的法律救济。
在“国际法人本化趋势下WTO的互惠原则”的发言中,武汉大学国际法博士研究生黄伟从分析国际法的人本化趋势和WTO的互惠原则着手,在分析了国际法人本化趋势对WTO互惠原则的挑战后,指出:国际法的人本化趋势虽然给现代国际法体系在理念、实在法和实践等方面带来深刻的变化,但是由于WTO体制的贸易导向和贸易的非价值性,国际法的人本化趋势对作为WTO体制核心建筑之一的互惠原则的冲击和挑战目前十分有限,将来也不会太大。
  华东政法大学贺小勇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朱兆敏教授分别对上述发言进行了评论。贺教授认为,各位发言人都从不同视角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年轻学者应以现实、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经济全球化需要研究WTO,应看到WTO规则有限制国内产业发展的一面,从规则外寻找为国家抗辩的理由,为本民族、本国的利益服务。同时,各位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值得深入研究。如黄志雄副教授提出的WTO议题边界问题,贸易相关的议题的度在哪里的问题;朱淑娣教授对WTO利益机制的改革,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刘文静副教授提出的WTO宪政化,可以从宪法、行政法的角度进行讨论。最后,国内法的理念是否可放入国际经济中讨论,如民主、分配正义、宪政,值得注意。
  朱兆敏教授认为,应从现实主义角度探讨国内法和国际法的问题。国际经济新秩序不可实现,中国的崛起对世界而言不是挑战,所以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关于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应当效率优先。“全球治理”需要协调,那么协调哪些呢?则需要更具体的研究,要用公理制约强权。关于适度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的关系,如何定位?权力如何制衡?程序的公平透明,以何为标准?要进一步研究,要解决问题。关于”人本化”和互惠,全球分配正义,如何分配?建立新世界,哪种新世界?所以人本要讲主权外的因素。“公平原则",世界如何实现公平?在博弈基础上,要正和博弈,不能损人不利己。所以要寻求合作,要讲究效率,要体现现实主义。
在自由讨论阶段,武大法学院一个博士生提问:人本化是人道主义法的理论,在WTO中体现在哪些方面,另外,人本化和互惠原则的关系是什么?博士研究生黄伟回答,从GSP角度而言,表面上,是对互惠的偏离,但却回到了实质上的公平,是正义的回归而不是真正的偏离。权利义务的人本化对WTO而言,体现在知识产权保护、公共健康和GATT第20条(对动植物生命权的规定)等,也要区分以人为本与以全人类为本。 
  陈安教授对WTO规则中是否存在宪政结构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宪政是以民主为前提的,从柏拉图到洛克到孟德斯鸠到当代的宪政理论,都体现了“无民主即无宪政”的逻辑。如果宪政是以强凌弱的工具,那么宪政就是弱者的约束。对此应进行独立思考。皮特斯曼教授在1991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国际经济法宪政功能的文章,当时被奉为圣经。但是,这些欧共体原则都是发达国家制定的,是“权力导向”而非“规则导向”,以规则之名行权力之实。而WTO有先天不足,本身的制度并非按照民主的程序而制定,而人本化要求以人为本,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以三分之二、四分之三、五分之四的多数为基础,以广大弱小民族为本。那么人本化如何在WTO内得以贯彻?欧盟和美国是权利本位,只有承诺没有行动,这也是多哈回合困难所在。即使多哈谈判有了成果,宪政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民主国家也追逐主权利益,具体体现在经济方面。例如1994年美国国内关于主权的大辩论,要求美国主权不能削弱,其实不然,就是要维持美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霸权,并且在WTO内仍未改变。所以要立足现实,从五分之四以上的弱小国家的群体立场出发,在走向法治的道路上不能一蹴而就。刘文静副教授赞同陈安教授的观点,认为陈安教授和她是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陈教授着眼于法理上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关系,以实质正义为出发点。而在她看来,宪政作为一种形式结构,新的形式正义也许永远也不能实现。
三、WTO与中国经济法律新问题
  WTO与中国经济法律新问题涉及的领域和问题比较多。从宏观上看,WTO规则从来就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尤其与经济贸易的发展及规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从微观层面解析不难发现,本专题讨论既有对传统的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剖析,也不乏对新近热点问题的集中阐释。
  国务院法制办副司长吕勇等就“多哈回合谈判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作者在对多哈回合的历程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梳理并分析了多哈回合的艰难与困境后,指出,多哈回合谈判为中国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西南政法大学赵学清教授等通过结合相关国际经济安全的理论以及对入世后中国自身面临的经济安全问题的考察,指出“WTO体制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保护期结束后应该关注的焦点。在分析如何在WTO体制下保障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初步理论框架后,他们认为,对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法律检讨是所有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研究中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入世之后我国对资源安全、产业安全、金融安全和全球规则制定等方面的法律保障还有待加强。
  国家外汇管理局刘光溪司长阐释了入世与我国法律同WTO协议的“调整适用”。他认为,对于入世后我国法律如何对照WTO协议和中国的对外承诺进行调整的问题,“直接适用”论和“间接适用”论都不能客观地反映并说明成员与WTO在政策法律层面的基本关系内涵。遵循先破后立的原则,他提出“调整适用”论,并对调整适用的现实背景、法律动因、原则与内容、步骤及结果分别进行了分析。但同时也指出,此种调整适用和协调一致永远是一个动态、相对和较为漫长的过程。
  山西大学法学院董玉明教授关注WTO规则对我国地方立法的影响。结合我国地方立法体制,他对WTO规则框架下我国地方立法的特点、规则及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WTO规则在我国的适用不仅体现在中央立法之中而且也体现在大量的地方立法之中,WTO规则对我国地方立法的影响尽管主要表现在对外经济贸易领域,但也在逐步改变着地方政府的行政方式,并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法治意识、参与法制建设的热情和全球化意识。因此,研究WTO规则在我国的适用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地方立法实践。
  广东省人民政府法制办主任李炳余以自身工作实践为立足点,用具体数据详尽说明了入世五年以来广东取得的成就,总结了入世过渡期结束后广东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指出了广东现阶段对外开放面临的五个主要挑战,并从地方立法和政策措施角度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应对思路。
  武汉大学WTO学院李雪平副教授就中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国际化从国际法角度进行了分析。对于中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国际化,作者首先提出了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该问题为什么会国际化甚至被“妖魔化”,其缘由何在?第二,不同国家间技术法规或标准如何协调?第三,在国际范围内如何建立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制?针对第一个问题,她分析了四点原因:其一,国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的相互缠结的表现就是其结果;其二,贸易保护主义的新举措;其三,尚未解决的贸易摩擦或纠纷的人为扩张或延伸;其四,国家产品质量安全技术法规及产品检验或认证之间存在的差异。针对第二个问题,她指出,国家间不同技术法规或标准之间的国际协调,主要涉及国家间技术法规的相互承认、对已承认的他国技术法规的国内适用以及国家间对相关产品检验或者认证数据的相互承认等三方面的内容。针对第三个问题,就产品质量安全国际监管体制的建立途径,她提出了三个设想,可将其纳入联合国、国际标准化组织或WTO的工作框架之内,但认为由WTO担负这一国际监管职责是最佳选择。
  武汉大学东湖分校法学院教师林念从国际法角度探讨中国人民币汇率制度,试图弄清人民币汇率之争孰是孰非的问题。她认为,中国人民币汇率之争的关键在于澄清人民币汇率制度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性,归根到底这需要从国际法规则和理论两方面来予以分析。她对指责中国汇率制度的主要观点进行了评介,列举了美国朝野两派的不同观点,并根据有关国际法规则对中国汇率制度进行了分析,以国家货币主权的国际法理论为基础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行了简要的评价,得出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汇率制度的指责在国际法规则和理论上都是不能成立的结论。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朱兆敏教授探讨了适用于贸易统计的中国原产地规则问题。他认为现今美中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贸易统计方法过于笼统,不能真实反映贸易收支平衡的实际情况。纵观WTO关于原产地规则的协定,当今国际上缺少一个更为明细和公平的原产地统计规则。贸易统计的原产地规则自成一类,从功能上不同于判断享有贸易地位待遇的原产地标准,也有别于反规避和政府采购的原产地标准,而且只能是从价百分比标准。用一般贸易的原产地规则来进行贸易统计,会造成贸易秩序混乱和扭曲贸易,朱教授对此结合中国贸易顺差的形成原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他认为,贸易统计的原产地规则可以通过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加以明确。
  华中师范大学陈业宏教授等则探讨了外资并购中国有企业职工劳动就业权保障法律制度的完善问题。他们首先总结了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对职工劳动就业权之侵害的主要形式,随即指出现行立法对目标企业职工劳动就业权的保护存在缺陷。在分析目标企业职工劳动就业权受侵害的原因的基础上,作者从法学角度提出了五点对策。
  大连水产学院申天恩对公司社会责任标准(SA8000标准)的本质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在对贸易壁垒说、社会责任说以及双刃剑效应说评述的基础上,他从SA8000标准的实际实施出发对SA8000标准本质进行了界定,并对SA8000标准的自然实施和强制实施进行了比较分析。
  国家发改委外事司林智钦研究员则将其曾提出的超越WTO的理念具体化,重点在管理体制超越、制度超越、规则和条款超越等方面,提出了国家发展的新模式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新思路。
  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师华博士就“中国建筑业跨境贸易和投资之市场准入障碍与对策”做了发言,她首先分析了世贸组织关于市场准入的相关规定和各成员在建筑服务业的承诺情况,指出中国建筑业跨境贸易和投资的市场准入障碍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一是企业设立和工商登记;二是经营者条件;三是技术管理人员;四是劳务人员,五是建筑企业的基本金、工作业绩、设备和材料;六是工程质量、安全、环保、健康和卫生标准;七是承包政府工程项目或项目总承包。关于中国政府与企业的应对之策,她认为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强国际建筑市场的信息收集工作;第二加强政府主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第三利用世贸组织规则,应当利用GATS的规则,建立进入他国建筑市场的谈判平台和争端解决途径;第四修订完善国内立法提升海外企业的竞争力;第五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第六积极开展区域和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清华大学于安教授和中山大学慕亚平教授对上述发言作了评论。于安教授认为,发言人的选题都较新,探讨问题的切入点都有独到的创新之处。朱兆敏教授的研究体现了科技进步法,是十一五规划的贯彻,关注了保护科技创新和原产地规则的相互关系,后者对前者意义重大,尤其是政府采购,如果没有原产地的适用则采购无法进行。原产地规则在技术层面的法律改革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也是非常困难的问题。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关于具体法条的实施存在很多问题。如李雪平老师的观点,当今产品质量问题的确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一个新的手段,发达国家要求执行其国内政策。建筑工程的问题也是中国面临的难题,中国虽然有招标投标法,但是没有与对外政策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其实质上并没有很好地执行WTO相关法条的规定。题目有新 意,李老师成功地谈到了新型贸易壁垒,起点高,课题新。
  慕亚平教授认为,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面临着立法与国际规则衔接的问题,很多国内立法需要与国际规则对接。对于朱兆敏教授提出的原产地规则的的制定标准问题,慕亚平教授认为要考虑如何能让国外也能接受,同时促进自己国内标准的提高。对李雪平博士提出的产品质量标准问题,现在中国面临着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挑战,如何提高产品质量,使得既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也能促进国内发展。对于赵学清教授的观点,慕教授认为,我国入世后,既要关注辨别危险,又要确立国家安全的标准,要对国家主权与经济安全的关联性作科学分析,目前学界少有问津。关于建筑服务业的问题,慕亚平教授认为,中国建筑服务业应当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国际竞争,要解决中国的市场开放问题。
四、WTO争端解决机制问题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世界贸易组织在总结关贸总协定40多年来的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套新颖而复杂的争端解决机制。在自WTO成立至今的12年多中,WTO争端解决机制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安全性及预见性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成为WTO协议最有力的法律保障手段。WTO争端解决机制,既成绩斐然,又暴露出固有的缺陷,还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在本次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着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就与问题、WTO争端解决中的案例法方法、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的系争措施、WTO争端解决机制授权报复之后的程序问题、中国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等问题展开了比较深入具体的讨论。
  武汉大学WTO学院院长余敏友教授就“WTO争端解决机制:成就与问题”作了发言。余教授首先对WTO争端解决机制12年多来的运作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描述与总结,他指出,与关贸总协定、国际法院、解决国际投资争端中心相比较,WTO争端解决机制受理案件的数量大,争议涉及面广,所涉协定多而集中,案件的总体执行情况良好,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成绩显著。作为争端当事方和第三方参与WTO争端解决活动居前十位的成员依次为美国、欧共体、日本、加拿大、印度、巴西、墨西哥、中国、韩国、澳大利亚。其中,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最大用户是WTO成员中的发达国家。“原告”胜诉率大约是88%。但是实践中整个争端解决的时间超出法定期限。他还简要地回顾了世贸组织成员自1997年以来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审查和评估。余教授认为,WTO争端解决机制在总体上具有较高的合理性,符合当今国际社会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取向”的趋势,但它也面临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需从长计议,慎重考虑,突出体现在:①维持WTO争端解决机制四大职能之间的平衡。②统一争端解决制度与发展中国家成员特殊待遇的平衡——保持对所有成员一视同仁的统一争端解决制度与具体落实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特殊待遇以便WTO争端解决机制能为它们所用的平衡。③争端解决机制的封闭性与开放性的平衡——是坚持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国家间特性还是使它向跨国家性、全球性演变,如何把握WTO争端解决机制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演变”与“革命”的平衡,从而加强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全球范围内的正当性和使之获得更广泛的政治支持。实际上,就是如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民主问责性问题。④WTO成员的控制与争端解决机制进一步司法化的平衡——加大WTO成员对争端解决机制的控制与促进争端解决机制的进一步司法化的平衡。实际上,就是如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可靠性问题。因此,DSU改革谈判,应正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局限性,探索其现实可行性,确保其可靠性。他最后指出,WTO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表明“世贸组织皇冠上的明珠”还需要经受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和洗涤,法治理想与政治实力的不断碰撞会继续影响着国际贸易争端解决制度的务实创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任重而道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韩立余副教授结合判例法的基本条件和要素,根据WTO相关规则的要求,通过实证方法分析和论证了WTO争端解决案例法方法。韩教授认为在严格意义上,判例法的突出特点是遵循先例,案件相同裁决相同。在一般意义上,判例法具有指导作用。在WTO争端解决实践中,无论是上诉机构的观点,还是上诉机构和专家组的实际做法,都体现出案例法的明显指导作用。与普通法制度不同的是,WTO案例都是依据WTO规则的解释形成的,并非独立于WTO协定的法律渊源。据此,韩教授指出:在这里所使用的“案例法方法”一词,是侧重于案件审理的具体方法,以区别于上述法律制度或法律渊源意义上的判例法。在WTO/GATT的争端解决报告中,jurisprudence/case law既表示这些争端解决报告本身,亦表示案件审理方法。WTO的争端解决,明显地表现出了案例法的方法或特点,而且在实践中越来越向“遵循先例倾斜”。因此韩教授认为,这一特点,对坚守传统大陆法系法律制度的国家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制度提出了挑战。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卷入普通法国家的诉讼,研究“先例作用制度”成为当务之急。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欧福永副教授就《论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的系争措施》做了发言。他认为系争措施(measures at issue)的确定决定着专家组职权范围的确定,是专家组程序进入实体审理之前需要解决的先决问题。如何确定系争措施对当事方的胜败影响甚大,而成为系争措施必须是在设立专家组的申请书中指明的政府措施或政府参与的措施。他结合2006年12月WTO争端解决机构通过的欧共体特定海关事项案的上诉机构报告,进一步分析了系争措施的认定标准、系争措施与论据的区别、系争措施的时间限制等问题。他指出,由于系争措施与WTO争端解决当事方的利害攸关,易被滥用,因此我国在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时,不管是作为申诉方还是应诉方,都应该注意系争措施的正确应用。
  复旦大学法学院张乃根教授以实证分析为基础,对WTO争端解决的履行机制(the WTO Mechanism of Implementation of Dispute Settlement)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认为,WTO争端解决履行机制是指根据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在WTO争端解决机构(DSB)通过了争端解决的专家组报告或上诉报告之后,由有关当事方履行报告的争端解决建议或裁决,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履行程序所构成的机制。如果说WTO争端解决机制是整个WTO体制的核心,那么履行机制就是该核心的关键,因此,可以比喻它为“皇冠上的宝石”。理由在于:没有履行机制,整个争端解决机制的国际法效力就难以体现。WTO争端解决机制,是把“双面刃”,有利有弊,关键在于善用。我国加入WTO以来已经直接或间接地介入了大量争端解决案件。预计在未来3-5年,随着我国国际贸易地位的迅速提高,与美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势必增多,以我国为争端解决当事方的案件将进入多发期。如何应对WTO争端解决,包括DSB通过有关裁决或建议之后的履行问题,值得我国国际法学界及实务部门的高度重视。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肖军博士以欧盟荷尔蒙案为例,具体解剖了WTO争端解决履行机制中的一个难题——授权报复之后的程序问题。肖博士认为,美国----继续中止减让案在争端解决程序上是一个独立的案件,其缘起却是荷尔蒙牛肉争端。美国-继续中止减让案是欧美荷尔蒙牛肉争端的继续,是DSU中后报复时期程序规则缺失的苦果,凸显了增设请求撤销报复授权的具体程序规则的价值,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DSU谈判的重要意义。在仍不能就澄清和改进DSU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各成员也应继续发扬其解决“顺序”问题时展现出的创造精神,力图通过争议当事方之间的特别协议解决问题,从而形成惯例。修订DSU、增设有关程序规则是最佳选择,通过双边协商解决是次佳选择,避免类似于美国-继续中止减让案的争端的出现符合所有WTO成员的长远利益。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张琪博士就《中国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进口汽车零部件案的第一次应诉》做了发言。她认为我国最好利用磋商解决贸易争端。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对此案究竟是在专家组阶段还是在上诉阶段结束做出准确的判断,但目前处理此案的最好方法是通过磋商程序解决争端,而不是进入专家组程序。申诉方指控中国主要是因为它希望为美国企业赢得与中国企业公平竞争的机会,从中国广阔的市场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且其他国家和公司也有同样的期待。如果专家组做出了对申诉方有利的裁决,那也不能认定谁是真正的输家,因为跨国公司和中国政府存在共同的利益。从政治上看,中国可能是输家,但从经济上来分析,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可能成为输家。如果利用磋商程序来解决问题的话,就会给申诉方较多的时间以有利于被申诉方调整政策,从而也可以使被申诉方改变其与WTO规则不一致的措施,最终实现双赢。如果中国要真正融入WTO法律体制,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被申诉方或申诉方。中国法律文化与制度不同于西方,决定了中国参与WTO争端解决的中国特色,从而有可能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产生独特的影响。
  在对上述发言的评论中,中国计量大学栾信杰教授认为,大家对DSU的研究各有侧重,余敏友教授从DSU的可靠性讨论争端解决机制是动态变化的。建议欧福永教授对提起磋商的事项要列明;肖军的发言提出要着重关注授权报复措施的缺失问题;张琪提出解决争端尽量采用磋商的方式,但是有时却是一厢情愿的。栾教授就美国与WTO争端解决机构裁决的关系提出了如下几点看法:首先,美国认为现在的DSU不能达到其目的,他认为它的基本标准是维护美国的利益,要为美国服务,所以对于DSU的现状不满。具体说来,在美国作为申诉方、被诉方时,对于WTO争端解决机构作出的“否定性裁决”表示“严重关注”,美国对这些裁决的满意率比较低。其次,美国单方实施报复措施受到限制,美国在2002年对1974年贸易法306节增补了“旋转木马条款”,即定期修订受报复的进口产品清单。例如美国对欧盟的荷尔蒙牛肉案,这个问题主要涉及持续中止履行义务,而关于是否或何时取消制裁的问题并未规定。美国对于WTO争端裁决所采取的行政措施,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设立“美国贸易代表监督与实施助理”专职,对美国争端的七大类案件实施动态监管。第三,美国国会针对WTO裁决的立法动向,主要提出要建立WTO争端裁决咨询委员会、贸易实施官、首席贸易实施官以及审查委员会等。
  复旦大学龚柏华教授认为,余敏友教授的发言主要以数字说话,是很有意义的分析方法,与以前的方法有所不同,可以进行引申;韩立余副教授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上诉机构和专家组不上诉的案件,他的发言中交叉使用案例法、判例法和先例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对三者的区别进行判断;欧福永副教授现在研究的课题之前研究的人很少,有很多可以继续探讨的余地;对于肖军的论文,他认为对授权报复的措施应该由谁发起是十分重要的;张琪的论文里面案子的争议点主要在于海关协调编制的分类,美国认为此条文不能作为解释WTO上下文的依据,即,解释WTO上下文的问题仍未解决。
  在自由发言阶段,与会代表和部分师生踊跃提问,突出问题是: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于WTO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但是为什么实际上很少有国家真正采取报复措施?对此,余敏友教授认为WTO争端解决机制是“明珠”或者是“假牙”,实际上是一个实力的问题。采取报复措施的主要是发达国家,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贸易报复是双刃剑,其实对贸易小国伤害更大。这是WTO无法解决的国家之间实力不平等的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最后,主持人朱榄叶教授做了总结,WTO争端解决是一个动态的资料库,不断有新的问题出现,从而需要进一步予以解决。余敏友教授认为,WTO在12年多的争端解决活动中,知识产权裁决执行比较好,但是事实上也有个别知识产权裁决没有得到执行。总的来说,WTO争端解决机制为各国提供了一个说话的地方,并且总是向前发展着,研究也在不断深入,所以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于WTO也还是极其重要的。
五、贸易摩擦与贸易救济问题
  中国加入WTO后,尤其是最近两年,中国同各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急剧增加,贸易磨擦及其救济问题历来是WTO法研究的重中之重,本次年会也不例外。学者们主要探讨了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最新发展;既有理论分析,也有结合欧盟、美国及中国的实践进行的实证研究。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高永富教授分析了中美之间的反补贴争端。他认为,美国商务部对原产于中国的铜版纸作出反补贴初裁结果的正式发布,标志着美国政府已经实行23年的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法的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美反补贴争端也已成为美国实施对中国贸易保护的新的内容和形式。他首先简要回顾了中美反补贴争端形成的历史过程,接着分析了美国对中国发起反补贴调查的政治原因和美国商务部对该问题的立场,他指出,反补贴已经成为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新形式,美国政府对中国产品实施反补贴法,必将影响到中国国内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也必将对当前中美两国经济贸易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西南政法大学徐泉副教授分析了美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法的法律依据。他在分析美国宪政体制下对外贸易政策与法律制定、执行与审查及相互制衡之后,具体研究了美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法的法律依据中的三个选项:商务部承认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或作为“市场导向”的个别产业之市场经济地位;商务部行使自由裁量权,推翻判例法中的立场;国会通过贸易立法授权商务部对NME(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法。就中国个案而言,可能存在以下三种方法:其一是商务部采取1991年“电风扇案”中的做法,认可中国某个产业为“市场导向”产业,承认中国的个别市场经济地位;其二是由国会两院议员继续提交对中国适用反补贴法的议案,主要做法就是将《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5条(b)款下未界定清楚的贸易权利转化为国内法后为商务部对华适用反补贴法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其三是商务部在既不承认中国的个别市场经济地位,即认可中国某个产业具有“市场导向”性质,也未获得国会法定授权的前提之下,通过“二反合并”调查的方式,自行作出裁定。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助理屠新泉博士评析了有关国家将人民币汇率与反补贴挂钩的做法。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人民币是否被低估入手,指出美国部分议员的真正目的是通过有关将汇率被低估作为反补贴税征收对象的立法,实现政治目标。接着从汇率被低估是否属于一种“问题补贴”、人民币汇率是否属于“货币操纵”、美国反补贴法律是否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地位”的中国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将汇率低估作为反补贴对象的法律挑战。最后分析了汇率低估成为美国反补贴对象的前景,并重点探讨了中国的应对措施:利用美国贸易决策过程,尽力阻止相关立法成案;在技术层面积极准备,不排除诉诸WTO寻求解决;从国情出发按部就班地实施汇率改革措施,要做好充分准备。
  厦门大学法学院肖伟教授探讨了反倾销的因果关系标准。他在对反倾销法中的因果关系标准的含义进行了界定后,指出因果关系标准分为主要原因标准、首要原因标准、重要原因标准、原因之一标准四种,随后结合国际反倾销规则和各国反倾销立法,重点分析了倾销与损害之间应达到何种联系程度方可确立因果关系。指出,无论是国际反倾销规则还是各国立法对这个问题都存在反复和分歧,因而也是WTO多哈回合反倾销谈判中各国争议较为激烈的一个议题,并对我国反倾销的法律和实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浙江财经学院刘勇副教授分析了我国反倾销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如何完善的建议。他以WTO《反倾销协定》为参照标准,从透明度要求和损害与因果关系的认定两方面对我国反倾销实践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认为,就透明度而言,我国反倾销裁定确实一定程度上存在内容比较简单、信息披露不够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国内申请人的资格方面和倾销认定方面;关于损害与因果关系的认定,我国反倾销实践中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在某些案件中对影响国内产业状况的全部相关经济因素和指标没有进行客观的审查;对倾销进口产品之外同时损害国内产业的其他因素分析不足;没有识别和区分倾销进口产品与其他因素的不同损害作用。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刘勇副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与建议。
  上海政法学院王祥修教授论述了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完善问题。他首先简要介绍了WTO反倾销规则的产生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重点提出了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建议:提高立法层次,完善配套法规,具体完善涉及倾销的界定、损害的界定、倾销与损害的因果关系的实体规则,具体完善包括反倾销调查、代表第三国的反倾销行动、司法审查的程序规则。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硕士生马明飞分析了作为WTO保障措施实施要件之一的“未预见的发展”。他首先分析了GATT1994第19条和《保障措施协定》第2条的差异,接着分析了上诉机构对“未预见的发展”要件的理解,并对上诉机构的解释提出质疑。随后重点分析了“未预见的发展”和“不可预见的发展”之间的区别,指出前者是一个主观标准,后者是一个客观标准。最后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将GATT1994第19条的措辞修改为“不可预见的发展”。
  北京高朋律师事务王磊和成坤从整体上分析了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摩擦;湖南师范大学欧福永副教授论述了欧盟反补贴的调查程序问题;武汉大学法学院研究生褚童探讨了欧盟贸易壁垒条例;武汉大学WTO学院副教授孙立文博士针对我国面临的严峻的贸易摩擦形势,从整体上分析了将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为控制我国对外贸易摩擦的工具。
  在对上述发言的评论中,中国人民大学赵秀文教授认为,大家的发言和论文都很有水平和深度,后生可畏。研究世贸规则规范国家政府贸易规则、解决争议要注重一个利益平衡的问题,报复措施只能导致两败俱伤。有实力者就有能力采取,但是实力弱者无意采取,我们要学习美国在不同的时期采用不同的标准和政策,要根据自己的国情,给政府提供建议,比如说,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有顺差,但在服务贸易、技术转让方面,应有逆差。美国的政策和法律是有联系的,反补贴措施体现了政府政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笋教授认为,贸易磨擦与救济问题,对于中国是严峻的挑战。汇率问题是否上升到法律层面进行反倾销,也值得探讨。高永富教授文章的启示是,美国对中国首次发动反补贴调查主要是基于政治原因,以前一般只对市场经济国家提出反补贴,这体现了美国政策的重大改变,即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措施向反补贴措施的转变体现了思维的转变,也说明美国将来对中国反补贴案件将会上升,也可能发生全球性的示范效应,这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徐泉的论文焦点在于美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倾销是否有法律依据,他的文章从美国宪政的独特视角进行研究,在美国宪政体制下,根据形势改变政策,要灵活多变。我们要针对形势的变化研究美国的政策。肖伟的论文,从因果关系标准研究反倾销是比较少见的,美国关于反倾销的因果关系标准的原则是“原因之一”,中国应当采取实质性的因果关系标准。刘勇的论文着重研究了透明度以及因果关系研究不足的问题。屠新泉从一个新视角研究了反补贴问题,他的视角很新,对于政府和学者都有很好的启示,中国应当采取积极行动,阻止美国相关立法的出台。
  在自由发言阶段,有代表结合美国国会对中国贸易政策的争论提出如何看待贸易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与会代表提出贸易与政治挂钩是常态还是非常态?对此,有人认为这从根本上说还是经济问题,但是与政治是分不开的。因为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也有人认为,我们研究的是政治经济学,而非简单的经济学。政治,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我们研究贸易问题,应从法律角度进行。政治、经济和法律应当分开研究,可以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如何理解公平的贸易,因为事实中法律上的公平很难适用于WTO规则之中。对此,有人认为,WTO内的公平是一种契约式的公平,承诺的义务与权利对等,得到的利益与牺牲或义务相当,就觉得是公平,因为利益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公平是相对的。